去年:督查督查督查督查督查督查……今年:督查
2019-06-10 南方周末千篇一绿微信公众号 阅读:
      “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级检查考核频繁,各种台账报表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应付检查,绞尽脑汁编材料做记录。”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下,这条留言获得了1013个赞。留言源于该公众号在2019年3月12日发起的投票,在“各种形式主义问题,哪些让网友感受最深、最为痛恨?”选项中,“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拔得头筹。
       此前一天,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将2019年定为“基层减负年”。
       生态环境部是最早动起来的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环保风暴在过去三年中刮向各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生态环境部层面组织开展的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就有27项。基层减负,督查随即做出减法,从27项减少到2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将继续开展,另外26项督查分别予以撤销或合并为一项强化监督。
       5月15日起,2019年统筹强化监督(第一阶段)工作正式启动,将黑臭水体、清废行动、洋垃圾等7项任务统一。

       减负怎么减?记者赴黑龙江,实地探访督查开展情况。

2019年第一轮统筹强化监督,黑龙江一个现场组在“松江老号”加工厂执法检查。


督查减法:人数减少七成

      督查组要来了,还是7项一起查。接到这个消息时,在江苏某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工作的张晔(化名)不由紧张起来,第一念想是“怎么跟家里人说”。
       2018年5月,基层环保人经历了督查“车轮战”——前脚刚送走清废行动的督查组,材料还没整理完,又接到水源地执法的通知,连续加班是常态。
      “督查组来了,我们就是‘777’,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一周工作7天。” 过去一年,4次长达15天的加班,都发生在督查期间,随时待命的张晔忙到过家门而不入,甚至和家人闹过矛盾。
       按照惯例,督查组所到之处,区县政府主要领导都要开一个简短会议,有时还要召集区县相关五六个部门一起开会,张晔需要给多个单位发函邀请参会。
       开会时,区县政府主要领导要和督查组组长先彼此寒暄客套一番。面对这些迎来送往,一位区县领导也有些无奈,“以后不一定会再打交道,但是没办法,也要找话题拉家常。”
       一个排污企业有没有整改?销号有没有证据?督查组临时需要一个证明资料,如果前期没准备的话,张晔就要跑回办公室联系负责的科室找资料,再一路小跑跑回督查组驻地。最多时,一天能跑五六个来回。督查结束,张晔也瘦了四斤。
       张晔的担心在本轮督查组进驻后消除。
       根据强化监督的安排,在同一时间,一个省只派驻一个生态环保工作组,再分成若干个现场组,承担现场多项任务。2019年5月15日,江苏组只在南京开了一次启动会,此后各地市和区县都没再开会,就直接展开督查。材料也都已经事先准备好上交环境部,不用一趟趟补充。
       按照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的测算,这次统筹强化监督后,25省一共派驻92个现场组,与统筹前相比,县区监督频次减少了60%,人员总数1038人,相比此前减少了70%,进驻时间减少了80%。

不必再当“客服”,24小时在线答疑

       本次统筹强化监督的7项任务,根据各省环境问题的差异性,侧重点不同,人数和人员构成也不同。25省组中,有的任务相对简单,如北京、吉林、黑龙江等只有2项;江苏和湖北两组任务最重,各承担了6项和5项任务。
      任务重的省组,不仅人多,现场组下还需要设置更精细化的专项。例如,江苏组有九十人左右,黑臭水体检查的任务最多,超过三分之二的组员负责黑臭专项,其他专项行动合并为执法专项。
      “黑臭水体治理专项是非常系统性的工作,每个黑臭专项组还内设了现场巡河组、公众满意度调查组、水质检测组和协调保障组等。”江苏省工作组联络员郝远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减负后的汇报和答疑流程也做出了优化。
       以前,在记者参加的一些专项行动中,驻地方的督查组成员都在一个500人的微信群里,从早到晚消息不断,环境部负责指挥的处室如“客服”一样,24小时在线答疑。
       现在则规范为“部级协调组-省工作组-现场小组”的两级调度。省工作组则由环境部部机关或直属单位的司局级领导担任。
       部级协调组早在现场监督前就已经成立。“协调小组由生态环境部执法局牵头,水司、固体司等司局分工负责。共有二十多人,内设2个综合性小组和7个专项小组,专项小组提供专业支持,综合性小组负责信息收集和‘兜底’保障。”生态环境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张帆(化名)介绍,协调组的工作人员实行坐班制,集中在一个临时办公区。
       而作为中间环节的省工作组,组长是环境部的官员,主要是环境部部机关或直属单位的司局级干部。任务重的省份,除了组长外,还设置了专项副组长,由各地对口的专家或官员担任。
      “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所有执法检查放在强化督查这一个平台上,但沟通效率高了很多,现场检查的第一天,群里一些技术性问题就都解决掉了。”张帆说。
       协调组还为每个省组提供了二十多份模板文件,甚至包括和派驻省的对接会时组长讲话的模板。在督查相关App信息填报中也尽量采用选择题,摒弃以往督查组晚上到宾馆还要填表的辛苦,“像小孩搭积木一样,你把积木图给他。越是大兵团作战,指令越要简单、直接。”张帆说。

懂行专家现场指导,督查质量做“乘法”

       督查做了减法,质量却要做“乘法”。这次强化监督在人员配备上加强了专业性,抽调了环境部、住建部、科研院所、高校和地方的专业人员。
       各省督查的侧重点不同,省组的组长安排也有针对性。比如,在黑臭水体任务最重的江苏,组长由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担任;在以清废和“洋垃圾”专项为重点的浙江,组长是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任刘国正;在水系发达的湖北,考虑到对口且避嫌,组长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主任李韶旭。
      “有些组长带队伍、抓作风很负责任,比如有个省组会在组内给做得好的小组挂红旗,做得不好就通报,工作不细致的还被点名批评,头两天还有人被骂哭了。”张帆说。
       作为黑龙江省组组长,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总工董旭辉此前也带队到各省执法检查过不少,他观察到,和以往相比,这次统筹监督从内容和形式都在变,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帮扶。“以前也有很多人愿意干,但不知道怎么干,现在我们就是解决怎么办。”
       懂行的技术专家可以现场指导。
      “如果(运输危险品)车翻了,直接从这里冲下去污染水源怎么办?”2019年5月21日,黑龙江省肇东市,在水源地保护区内的一座桥梁旁,现场一组副组长、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干部白一力向肇东市的工作人员发问。
       当地工作人员答不上来。肇东是县级市,对于水源地保护区的防护措施还稍显陌生。而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的重要城市,自2016年起已经历过几轮水源地专项执法检查。
      “就在那里,挖一个应急处理池就可以了。”白一力自问自答,用手指向桥下的一处空地。
      “每个交通穿越都要有吗?”“都要有。”“是不是得用钢筋混凝土的?”“砖混也可以,只要做好防渗就行。”一问一答之间,一旁的肇东市委书记张伟志感慨,“你们一给说就清楚了,我这次印象深刻。马上安排,所有桥头都得整。”

黑龙江省肇东市,水源地保护区内的一座桥梁处,黑龙江省组组长董旭辉(左二)和现场一组副组长白一力(右一)在现场指导水源地保护区内交通穿越的应急措施。
       像白一力这样的地方专业人员并不少见。根据报道,北京的督查中,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65岁高工丁党传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排污口,在连续撬开几个沿河管网井后发现了问题:有雨水排口,却没有相应的雨水井。
       每个省组也会安排至少一名技术副组长,专门解决技术问题。比如,黑龙江组的副组长,就由内蒙古环科院专门研究水源地的高工张敏兼任。江苏组,4个技术副组长分别对应负责收集和把关各现场组的黑臭、三磷、洋垃圾和清废问题。“省组和现场组都有对应的条线。”郝远远说。浙江组亦有类似副组长安排,“至于信访,就按具体内容归类到各自相关的专项里一起查。”浙江组联络员王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技术副组长专门成立了微信群,讨论每个现场组碰到的普遍性问题,集中交给后方的环境部协调组。在前期分组派人方面,技术组长也能给部级协调组主意,“很多情况下,技术组长和现场组的工作人员来自同一个省份,对每个人业务擅长之处、工作情况都很了解,便于指挥协作。”张帆说。


“协调难度比之前一个专项行动大多了”

       进驻时间缩减80%,督察质量会不会打折?张帆的回应是,协调组有一套专门的质控体系,保证各专项的责任压实,“比如水源地专项,App上会记录检查的行动轨迹,是把点位全查了一遍,还是到了扭头就走,协调组都能看到。”
       这次,黑臭专项针对性精简了检查任务。水生态环境管理司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检查的点位分成了“重点黑臭”和“一般黑臭”——河流长、整改难度较大的水体作为重点黑臭详细检查;2018年检查过的一些城市,只派暗访组去现场检查是否反弹。
       尽管有所精简,在短时间内完成多个专项任务,路线设计依然是难题。在贵州省,25个黑臭水检查点位分散在三个城市,小分队每天出发前都要精心计划路线。
       事实上,前期筹备工作越细,现场检查就越高效。张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5省251个地市,每个组的人员设置,牵一发动全身,“光整合点位这件事,十几个人就干了36个小时”。
       最终,25个省组都在10天内完成了现场检查,“协调难度比之前一个专项行动大多了。” 张帆松了一口气,“36小时没白花”。不过,这次实践留给协调组的反思是,下一次在派点位上会采用更高效的方式。
       现场协调员的困扰更大,大组仅仅靠一个组长和一个联络员不足以协调。一位联络员对记者说,以前进驻一个地市,一个组20-30人,每天晚上都可以开会复盘工作,每个人什么脾气秉性都熟悉,沟通起来也方便,“而现在,当那么多人同时在群里@我,真的有点崩溃”。
       强化监督方案要求,现场轻车简从,独立开展工作,不替代、不干预、不打扰基层正常工作。这让一些现场组组员感到矛盾,“地方执意陪同怎么办?如果没有地方人指路,有的偏僻的点位我们都找不到”。
       这次统筹强化监督的目的之一就是探索做法、积累经验,形成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模式方法,创新生态环境监督执法制度。“我们正准备开一个各组联络员会议,遇到什么问题都拿到桌面上说一说,包括人数较多的省组,考虑配2-3个联络员。”张帆说。

本文作者:刘佳